英宗皇帝的病情加剧（前情提要），当着众臣的面，“号呼狂走，不能成礼”。情急之下，是宰相韩琦冲上前去，牢牢抱住皇帝，这才稳住了局面。
国不可一日无主，皇帝病了可怎么办？安顿好了皇帝之后，韩琦又率领着两府大臣觐见太后，经过一番紧张的商量之后，最终商定，以英宗的名义下诏请求太后“权同处分”政事。根据太常礼院拟定的规矩，届时太后会和皇帝一起出现在内东门小殿，垂帘听政。
时隔四十一年，大宋王朝再一次出现了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，只不过，上一次皇帝十三岁，而这一次皇帝三十二岁；上一次是奉了先皇的遗制，而这一次却是皇帝病狂，太后不得已出来主持局面。
活了三十二岁都好端端的赵曙，怎么做了皇帝反倒发起疯来？难道是压力太大，不胜负荷？还是别有隐衷？还是说曹太后对于英宗的即位心存保留，所以她有意逼疯英宗，以便自己掌权？一时之间，疑云笼罩宫城，英宗的皇位乃至开封的稳定都成了变数。
英宗的病看起来真的是很严重。从嘉祐八年（1063）四月初四犯病，到二十四日，整整二十一天，皇帝都没有离开病榻。
“丧皆礼官执事”，仁宗丧礼的一应事务都是礼官在操持举行。按照礼仪，英宗是孝子，是整场丧礼中那个最悲伤的人，所以，群臣要向他表示慰问，这叫“奉慰”。奉慰仪式倒是举行了，实际情况却是“群臣奉慰，则垂帘不坐”。群臣向皇帝的宝座表示慰问，宝座前垂着帘子，帘子后面、宝座上头却没有坐着皇帝。这是英宗第一次“病休”。
四月二十五，仁宗大祥，英宗终于亲自出来行了礼，还让人卷起帘子，接受百官的慰问，并且在三天之后“临朝听政”。司马光本来以为，英宗从此就可以正常履行皇帝的权力和责任了。
但是，谁都没有想到，到了六月初三，“上复以疾不出”，再次病休。正常的朝会、听政活动再次中断，国家大事又只好靠皇太后隔着帘子跟宰相大臣们商量决策。皇帝跟外界的唯一联系就只剩下了与两府大臣的例行会面。
根据宫里传出的消息，英宗是个奇怪的病人——他拒绝吃药，“传闻太医所上汤剂，鲜用服饵”，基本不吃。
宰相韩琦当面领教了英宗的怪症。韩琦奉召进宫觐见曹太后和英宗，正赶上英宗的服药时间。发病之后，英宗搬到了柔仪殿东阁的西室居住，而太后住在东室，以便监督英宗服药。英宗在榻上半躺半卧，紧闭双唇，看都不看药杯。
曹太后坐在一旁，冷着脸，气急无奈。韩琦见状，只好“亲执药杯以进”，亲自拿着盛药的杯子喂给英宗。英宗“不尽饮而却之”，没喝完就推开药杯。这一推显然是用了力的，杯子里的药汤洒了，洒在了韩琦的官袍上。曹太后赶紧命人取出袍服来让韩琦换上。宫里的男人衣服，多半是仁宗的旧物，韩琦哪里敢穿？
正推辞间，曹太后忽然叹道：“相公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”
相公不易，太后岂不是更难？如此说来，皇帝实在是不讲道理极了。太后这话，分明是谋求共识的意思。韩琦低着头，以沉默作答。药杯推挡之际，他与英宗刹那目光交会，分明看见英宗眼底的委屈、隐忍和不安—皇帝不信任太后的宫廷为他煎的药，换言之，皇帝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心怀忧惧！
从韩琦那里没能得到响应，曹太后又转向了英宗的长子、十六岁的仲针，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自己劝劝你爹呢？”
仲针当然就听话地拿起药杯，继续劝进。可是英宗连眼皮都不肯再抬起。
皇帝的怪病
英宗的病是对内不对外的。面对太后，他癫狂、无礼，“时出语颇伤太后”；对于那些在仁宗后期跋扈一时的宦官，他的态度极不客气，“其遇宦官尤少恩，左右多不悦者”。于是乎，宦官们成群结队跑到曹太后跟前说他的坏话，曹太后与英宗的关系越来越僵。
有关英宗行为失当的流言蜚语不断越过宫墙，流向开封的茶楼酒肆、桥头街市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英宗南面为君的能力。本朝以孝治天下，这样一个病恹恹、连自己的行为都无法控制的悖逆之子，又怎能担当起治理天下的重任？
嘁嘁喳喳的窃窃私语甚至蔓延到了朝堂之上，大臣之中也出现了怀疑和摇摆。面对质疑的声浪，韩琦说：“岂有殿上不曾错了一语，而入宫门即得许多错！固不信也！”这一句话，声音不大不小，语气坦然坚定，一时之间，解了很多人的惑。
韩琦可以在外面维护皇帝的形象，却无法深入后宫去缓解皇帝与太后的关系。曹太后对英宗的耐心越来越少，甚至竟然对着宰相大臣出口抱怨了。该怎样应对？
韩琦丝毫没有犹豫，开口就说：“臣等只在外见得官家，内中保护，全在太后。若官家失照管，太后亦未安稳。”皇帝在宫里面好不好，全靠太后保护周全。不把皇帝照顾好，只怕太后也难以安稳吧！
这是什么话？！韩琦竟然这般犀利露骨，曹太后的心理准备显然不足。她像是小孩子碰到了滚水，慌忙回应道：“相公是何言！自家更切用心。”
不想韩琦步步紧逼，竟又接口道：“太后照管，则众人自然照管矣。”众人，指的是宫里的宦官、女官。
这一下，轮到曹太后沉默以对了。
这番对话，让所有在场的大臣都为韩琦捏了一把汗。退下来之后，有人问他：“跟皇太后这么说话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”韩琦回答：“不如此不得。”
“泥塑”皇帝
英宗的第二次病休，从六月初三开始，一直延续到七月十三，共计四十天，比第一次长了一倍。
七月十三，英宗初次驾临紫宸殿，接见文武百官，举行起居大典。这是英宗自六月初三发病之后第一次与百官相见。除二府大臣之外的大多数官员，包括谏官司马光都是自六月初三之后第一见到皇帝。这四十天来，流言漫天，人们甚至怀疑皇帝的生死。此番重见，君臣双方都是百感交集，皇帝流了泪，司马光也是泪眼朦胧。
七月十三，起居大典结束之后，英宗转入垂拱殿，轮流接见宰相府、枢密院等重要机构负责人，讨论政事。
五天之后，英宗首次接见契丹使者，并且恢复接见新任及离京中高级官员。这些虽然都是礼仪性的活动，但是礼仪之中从来都蕴含着权力。皇帝在向邻国契丹和掌握实权、实际管理国家的中高级官员展示自己的存在和权力。
进入八月，英宗的办公时间延长到午后。表面上看起来，英宗基本上已经开始正常办公，履行皇帝之职。从首都开封到河北边境，闻知此事的官员百姓都松了一口气。可是，作为谏官的司马光却越发不安了，因为，他离皇帝很近，能够看到更真实的细节，而他所看到的英宗皇帝的实际情况，距离正常履职实在还差得太远。
司马光发现，英宗虽然已经开始正式视朝听政，但是却不肯说话，“群臣奏事，一无可否”，“独于万几，未加裁决”。人是一本正经地坐在宝座上了，可是什么主意也不拿，什么判断也不做。简直像泥塑木胎一般！
这样的皇帝，实在是让人感到不安。它让司马光很容易就联想起仁宗晚年的情形。可是，那究竟是不一样的。
仁宗晚年的沉默，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，中风之后言语艰难。眼下，当今圣上“御殿听政，已遵旧式。出入起居，皆复常度”。明明是可以正常工作了，为什么却不肯拿主意，行使权力？司马光上疏直言，“臣窃惑之”。同样察觉到英宗状况异常的，还有御史中丞王畴，他的表述方式比司马光更为直接，王畴反问，难道皇帝是“有所畏忌而不言”吗？
司马光的“窃惑”之叹，王畴的“畏忌”之问，表面上是在追问皇帝，实际上剑指后宫，直逼曹太后。台谏官与两府大臣在打配合，敦促曹太后调整态度。母子失和已经不是传说，作为儿子，特别是过继儿子，英宗在孝道伦理中处于下风，无法直接对太后表达不满。他的沉默即是抵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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